這是一份形成于1926年的農村調查報告——《中國佃農生活舉例》,它用一組細致詳實的數據,記錄下湖南一位普通佃農的真實生存狀況:“支出:鹽三元一角二分,燈油八角四分,牛力九元八角二分四厘……收入:十五畝共獲六十石,交租四十二石。收支相抵,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。”且需絕無災害、疾病,“全無休息”。
這份報告,來自毛澤東的一手調查。
在報告的結尾,毛澤東這樣寫道,“中國之佃農比牛還苦,因牛每年尚有休息,人則全無。”
毛澤東為什么會如此細致地去研究一位普通農民的生存狀態?此時的他,又在思考著怎樣的時代命題呢?
那時的中國,恰如“百舸爭流”的競技場。國民革命席卷南方,同北方的軍閥統治遙相對峙。站在滔滔北去的湘江邊,毛澤東不禁感慨,“悵寥廓,問蒼茫大地,誰主沉?。?rdquo;
就在這一時期,“農民”二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他的文章論述中。在《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》開篇第一句,毛澤東就明確指出“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”。毛澤東強調,“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,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,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。”
20世紀20年代,隨著國民革命的蓬勃發展,由廣東開始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到全國。1926年6月,農民協會已遍及全國17個省、200多個縣,會員達915萬多人。這引起了國民黨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紳的恐慌,他們攻擊污蔑農民運動是“痞子運動”,說農民運動“糟得很”。在中國共產黨黨內也出現了激烈爭論,不知該對農民運動持什么樣的態度。
時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的毛澤東,決心實地考察一下,看看農民運動究竟發展得怎么樣。
1927年1月4日,這位身著一襲藍布長衫,腳穿草鞋的青年人,動身前往當時農民運動發展最為迅猛的湖南,以湘潭為起點,開啟考察之旅。
毛澤東發現,此時的情形與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:
祠堂成了農民協會的會址,農民協會組織農民修塘、修壩、禁煙、辦農民夜校;
過去神廟里的游民,現在有的參加了農民協會,有的在勞動;
婦女也可以進祠堂開會了;
賭錢打牌和鴉片煙都被禁止了。
整整32天,毛澤東深入湘潭、湘鄉、衡山、醴陵、長沙五縣農村,走過700多公里的鄉村道路。
這里是武漢的都府堤41號。考察結束后,毛澤東就居住于此。妻子楊開慧也從長沙過來了。在這里,她協助毛澤東整理文件、抄寫材料、接待客人。毛澤東則一氣呵成,寫完了兩萬多字的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》。在這篇著名的報告中,毛澤東列舉了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下做的十四件大事,他指出“革命不是請客吃飯……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,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”,農民運動實際上“好得很”,農民是“革命先鋒”。
距都府堤41號不遠,就是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。1927年初春,在這個旨在培養農村革命人才的課堂中,匯聚了來自大江南北的幾百個被蔑稱“泥腿子”的農會干部和一群青年學子。講臺上,毛澤東向學員系統講授這次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內容。
這一年的秋天,毛澤東帶領的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,開創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。農講所里的師生們也紛紛奔赴廣闊的農村,成為中國共產黨掀起土地革命風暴的中堅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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